慈是第一宝，也是对世界的首要的态度，这个慈就是道化的仁。
4.儒耶对话与王夫之论实有及其对元气本体论的发展利玛窦以物之原为实有、以实有释诚、主张以有为宗，以诚为学的观点，对于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发生了深刻影响。利玛窦曾经严厉批评中国人的泛神论观念说：他们对形成神的观念的致命伤是认为神和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属于同一个本质。
……又推而意其体也，无处可以容载之，而无所不充盈也。而我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只有在回答了前一问题以后，才能得到说明。艾儒略回答说：必有无始，而后有有始。该文的观点与传教士学说有三同两不同。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第一哲学对话，是在不发横难，不纵其说（黄景昉：《三山论学序》，见徐宗泽，第117页）的坦诚气氛中展开的。
从李贽晚年论人人各具一乾元，反对与庶物同腐，到王夫之畅论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再到戴震论性以类为之区别，都反映了古老的中国哲学从偏重天人合一走向明辨天人之分的新趋向。如谓有所由生，则非天主也。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休谟列举了一个和孟子孺子入井类似的例子：假使我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睡在田间，有被奔马践踏的危险，我就会立刻去援救他。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老师本人对隐私和隐私权的理解，是倾向于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的。除了那些被告人的配偶——他们仅仅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被强制为控方作证。在其行文中，邓老师先是全文照引了范忠信先生的如下文字：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什么？国家的长久利益就在于民众淳厚、社会和谐、百姓亲法，如此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16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黄道秀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这样一条刑法，在此时完全失去了它所意图达到的效力。）○69○7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6、151页。
简直和本文前面所引的松冈义正的论述如出一辙：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互相指证，这种伤感情（范先生语）的行为确是为人情所不忍（松冈义正语）。在此基础上，邓老师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霍布斯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指出：控告父亲、妻子或恩人等使之判刑后本人会陷入痛苦之境时，情形也是这样。）○41○42○43○44○53○57○59○79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8、658、655、652、653、922、895、13、894—899页。
恰如邓老师所言，此次论战的主题之一，就是亲亲相隐与西方法律容隐制度的关系问题。比如他在讨论按约建立的国家和主权的继承问题时指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在位时没有立下指定继承人的遗嘱，且又没有先例和习惯可依的话，我们就应当认为君主本人的子女应优先任何其他人继位。○32[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3页。如此一来法律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无论法律作何选择，都不能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因为即使舜的藏匿行为是合法的，舜父杀人的行为却仍然是违法的，因此舜不能干涉法律对其父亲的惩罚，就像舜在放弃天子之位前不能阻止皋陶对其父亲的抓捕一样。○37类似的分析可参见马克昌等主编的《刑法学全书》（马克昌等：《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
（2），为使犯人免受处罚，犯人的亲属可以藏匿、包庇犯人或主动帮助犯人毁灭、转移罪证而不受或可以不受处罚（我们可以将这些内容称为亲属容隐制中的积极的或主动作为的权利）。如果说孟德斯鸠通过勃艮第王贡德鲍的例子，指出亲属间应具有相隐的权利，即亲属相隐是正当的话。
○32而在[犯罪]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时候，即便其对犯罪事实具有认识，也具有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但也不承担故意责任或过失责任。）○10张莉：《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5、3—4页。○21那么，我们能否从独处权说这一理论视角来解释西方亲属容隐制中关于藏匿有罪亲属和湮灭犯罪证据等行为的法理依据呢？要想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弄明白独处权说为个人隐私权所设定的边界。）及高忠志所著的《美国证据法新解：相关性证据及其排除规则》一书。范忠信先生在其文本中丝毫没有否认这一情况，所以邓老师的两句简单的反诘并不足以摧毁范先生的论证。但是，孟德斯鸠从人的自然天性的角度，论证亲属相隐背后的道德原理的做法，恰恰成为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人性论根基。
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即使我们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条文，我们也不能期待处于该紧急情况下的个体具有遵守这种条文的可能性。
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30○31刘远：《期待可能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234页。
因此法律只能容许亲属相隐的行为，并赋予其免于处罚的法律豁免权。）、现行《丹麦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条（《丹麦刑法典与丹麦刑事执行法》，谢望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而公民的隐亲权，仅仅意味着公民庇护和藏匿其有罪亲属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免于处罚或可以免于处罚的豁免权。本文只是通过上述的分析指出：在霍布斯、休谟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们那里，自由和平等虽然是他们的政治哲学和法律思想所坚持的核心理念，但是，他们对平等的理解，绝不是抽离了亲情之后的那种毫无差别的绝对平等观。要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必须立于人情，必不能悖逆众情众心，必不能强人所难。有基于此，孟德斯鸠才批评贡德鲍的法律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竟然规定出[另]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
○26果真如此的话，孟德斯鸠的亲属容隐观也就同样是违反人性的了，因为他在列赛逊突斯的例子中所强调的观点就是亲属相隐是一项应当为之的义务。）○13此外，美国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所公布的报告中认为隐私权是个人自我决定同他人分享其思想、情感以及私人生活事实的权利。
与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强调个人信息方面的隐私不同，独处权说强调个人对私人行为和私人活动的不受外界干预的自主决定权。例如他说：[血统]关系减弱，这种情感的程度也就减弱。
○12美国克林顿政府也将隐私权界定为个人控制在什么条件下收集、披露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利。○7其次，当代英美法系将知情不举也排除在亲属容隐制的范围之外了。
○65按照邓老师一贯的行文逻辑，他大概会质问我们或孟德斯鸠：贡德鲍强制亲属相告的规定固然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它否定了亲属相隐的权利。恰恰相反，他们只是一直在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废除那些将亲属间相互揭发和指证罪行视为公民的法定义务的相关条文，从而将亲属容隐的权利以立法的形式还给国民。这一认识与密尔的观点是一致的：‘自决隐私是指‘自决行为的范围，而这种‘自决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211页。
○11全面清理和归纳关于隐私和隐私权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显然不是本文的主题。三、从爱有差等出发谈西方亲属容隐制的人性论根基如果说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法律只能立法赋予公民以亲属相隐的权利的话。
○66但另一方面，因为亲属相告的行为本身也是违反人性（或自然）的，所以，法律就不能为了惩罚偷盗和通奸，而准许甚至强制亲属相告。这一推理和另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霍布斯的论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本文看来，邓老师从隐私权的角度讨论西方现代容隐制的法理根据的做法不但是建立在其对孟德斯鸠的相关文本的误读基础之上的，而且也难以从现当代西方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获得有力的确证。其实，当独处权说捍卫个人的对其私人行为所具有的不受干预的自主决定权时，它本身就要求我们首先对私人领域或自决隐私领域与公共领域作出明确的区分。
